第五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作品

首獎作品評介 黃碧雲《烈佬傳》的題材是描繪香港最底層的、最邊緣的一群人，包括吸毒的、黑道的、偷竊的、賭博的、半輩子在監獄蹲的那群人。由一九五零年代寫到二十一世紀初。地點圍繞在灣仔地區和各個監獄。主要人物「我」十一歲就離家出走，十三歲就加入幫派、還吸毒、賭博、販毒、作扒手的少年。在那底層社會打滾一生。他是一個平凡人，但敢於接受命運。因為本性善良，常懷助人之心，到了六十歲終於戒毒成功，被朋友接受，融入社會正常的生活，並且擔任社會工作的義工，幫助別人戒毒。他對命運的承受力，他的苦盡甘來，皆令人動容。黃碧雲一反其以前作品中馳騁的想像語言和暴力美學，在此小說中呈現極其收斂、理性、簡約的風格，以悲憫的心情呈現煉獄中的眾生。   第五屆「紅樓夢獎」決審委會員主席 鍾玲教授

作者簡介 黃碧雲，1961年生於香港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學系犯罪學碩士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律專業文憑。曾任新聞記者，為合格執業律師。曾獲得第三屆、第六屆及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、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、第六屆香港書獎、《亞洲週刊》2012年度十大小說、黃碧雲－《號外》「創想生活獎2012-文學」、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秀等等，並且多次入選台灣文學小說選集。

（作者自畫像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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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碧雲於頒獎禮上發表之得獎感言全文

文學的權力與自由精靈的懷疑與否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黃碧雲

謝謝紅樓夢獎評審很寬容的給《烈佬傳》這樣卑微的一本小書，這個重要的獎項。
或者因為在香港成長受教育，而且在香港生活的緣故，我從來不覺得文學是甚麼一回事，不過小時喜歡讀，有能力時便寫。
我們從來不會以為自己有甚麼影響力或權力，書賣得很少，讀者很少，金錢的回報很微薄，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。每次被問及職業，我都感到羞愧而不敢作答。後來索性答，無業。在香港寫作，從來不是一個職業。
寫作是娛樂嗎？如果每天早上六時起來寫，做一下別的事，又繼續寫，偶然出去一下，急忙回家，好像有嬰孩等吃，不能不回；這種娛樂，恐怕很多人都吃不消。
寫作是使命？我們都羞於承擔。但覺得有必要一寫，可能就是使命。
更確切的說，寫作是呼喚，而且無可逃避，跑到甚麼國家，躲在甚麼房間，不寫了不寫了，突然有一句，坐下，便寫。
寫一二千字，扔掉，三四千字，讓我再想想。
讀書，去圖書館找資料，訪問。回來想想，再寫，這一次，四五萬字，扔掉。去探訪，做一下義工吧，為他們做點讀書小組，小說寫也好，不寫也好。我沒想過一定要寫。
靜下來，又寫。這一次，寫成一本書，但不覺得對，沒有那種「就是這樣的了」的感覺。放下，去一下甚麼國家，做一下甚麼別的事，繼續去探訪。我要了解人，了解他們的現實。我不覺得對，因為我沒很了解。
又再試。第二稿，比較好，不夠好。
 
《烈佬傳》寫了出來，我就將它忘記。作品對作者而言，生命只在房間。離開了作者的房間，對作者來說，作品已經完成，與我無關。
作品屬於讀者。《烈佬傳》寫得這樣淺白的小書，它可以屬於任何識字的人。可能不算是文學作品，我覺得很好。
文學是開放的，沒有門檻，任何人都可以進來。我第一次去到巴黎，我很年輕，最令我驚異的事情，是在地車睡覺的流浪漢，躺著看沙特的一本小說。或者記在心，我會想，如果流浪漢都會看我的小說，就好了。
因為我當初寫作，我想是因為反叛。我無法改變世界，我起碼可以創造一個世界，而我在其中，成為自由精靈。
這種寫作，不是高高在上，萬人景仰的。我希望我的讀者是失意的人，失敗的人，有缺陷的人，而書本，給這些人安慰和力量。正如我在前人的書本，得到安慰與力量。去認清自己的缺陷。
 
文學它有粗野的生命力。八十年代我回到中國，青年寫詩都是用手寫油印，自己釘裝，在朋友之間傳閱。我回到香港，有人寄這些地下詩給我，我捧在手中，捨不得閱讀。粗野文學，令人快樂。
因此我不認為，文學應該是艱深的，雖然我也寫過難讀的作品，那是我沒有約束自己的緣故；連以難讀見稱的哲學家康德，都說「每一部哲學著作都該通俗流行、為大眾接受；如果哪本哲學著作不是這樣的話，那它就有可能是在貌似高深的辭令迷霧之下，隱藏了一派胡言。」較後的叔本華同樣認為「沒有甚麼事情比寫出無人能懂的東西更加容易，而以人人都可以明白的方式，表達出重要、深奧的思想則是最困難不過的。令人費解的文字是與無知和缺乏理性緊密相關的。」當然，小說比哲學寬容，因此艱深難懂的小說，未必不是文學作品。
 
作品離開房間，就是已出之物，也就是公物。它的命運，與作者的關連很少。一本被扔去回收，很多本轉來轉去，或有賣來賣去都賣不出，成為殺人兇手，砸死人。
有很少數的作品，被有權力編寫文學史的人閱讀，並且正名：這就是文學作品。幸好在正名之先，作品已經被好些不明所以，只因為喜歡的人閱讀。
正名有它的機制：學校、評論、成名作家的喜好、獎項。雖然我認為，文學最忠誠可靠的辨識者，是時間，也就是，世世代代的讀者。不是很多文學作品可以經得起世代的閱讀。留下來的，是我們文明的寶藏。每次我讀到喜歡的古典作品，總會驚嘆：能寫的，都寫了。陳情記述的，能寫得比《史記》？言辭綺麗，豈及《楚辭》？內心獨白，能寫得像莎士比亞那麼盡？
 
正名甚至不是進入時間競賽的入場券。我相信一百年之後，今日被稱為文學作品的，仍然有讀者的，非常少。但我們已經不在，因此不重要。
人有能力認識我們生活經驗以外的事情，讓我們謙遜，也不得不謙遜。
作品的生命，離開作者之後，依靠的是讀者，包括有評論與話語權的讀者。我想作品和人一樣，都在一個走向死亡的過程，正名讓作品死亡的過程減慢，如果作品本身有這樣的生命力，有機會生存下來，我不敢說成為經典，我從來沒想過會成為經典。
正名機制，超越個別作品，讓文學更新甚至重生，十九世紀法國俄國的寫實主義小說，到二十世紀，為比較抽象的西方現代主義作品所替代，拉丁美洲小說於下半世紀冒起，算是打破歐洲為中心的局面。我們要閱讀並非自己生活範圍接觸到的作品，只能依賴正名機制。
 
即是說，正名機制擁有塑造歷史素材的權力。作品原來只是可以給流浪漢閱讀，忽然得勢。
 
權力與自由，互相排斥。並不是說，擁有權力的人就有自由，相反，權力愈大，尤其是政治權力，個人所受到的限制與反擊也愈大。我們都讀過馬奎斯寫獨裁者的寂寞，我曾經訪問過的一個前港督，他每個星期日都去行山，因為他說，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，只好去行山。有權力的人，連講一句真心相信的說話，都要思前想後。我從來不羨慕有權力的人的生活。
在香港，擁有經濟權力的人，看來有較大的人身自由。怪不得很少人願意從政。
文學權力，一旦擁有，會否傷害自由精靈？
一個重要的獎項，評論，讀者喜好，原來會將作者，這自由自在，無人理會的寫作人，變成作家，會影響他人，並且在社會有發言權的人。這一點我拒絕去承認，因此不大有意識。
但我會寫。寫作本身，到今時今日，仍然非常純粹，不受任何權力或寫作之外的考慮誘惑。精靈只在自由的空間才會呈現浮游。
精靈來到這自由的邊界，會稍一停留，問，這是你嗎？你會不會迷失？你要走得多遠？你可以對抗整個世界嗎？
只要我寫，讀者會累積，即使我不接受獎項，我仍然無法逃避我擁有的權力：作品為人閱讀，我作為個人的言行，會影響他人，或好或壞。
無法逃避的事情，面對它。
 
獎項是榮耀，獎項將作品正名為文學，給予作者個人權力，成為作家，這榮耀也是責任。得到這個獎項，我聽到一些對我個人的批評；對作品的批評，很正常，作品能引起討論，我覺得是作品的光榮，但個人受到月旦，我覺得因為這個榮耀，令到他人對我的道德期望更高。
作者可以飄忽不定，作家卻要言行一致。並且當人心混亂的時候，作時代的良知。
我大概已經到了負責任的年紀。並且因此而意識：有重量的自由。自由精靈，輕省飄浮，不停留，責任有根，將個人紮定於地。這亦體現了，自由的道德制約。
張力來自相反方向的努力：升高，著地；飄浮，確定。寫作的時候，我仍然是那個自由精靈，但面對社會的時候，我必須是一個以良知行事的公民，謹言慎行。正如我較早前所說，獎項效應很快便過去，獎金我會用來做下一本書的資料搜集的旅費，也會用光，但我感謝這個獎項，讓我意識到自己的限制與責任，我戰戰兢兢，但也鬥志高昂，向著我下一作品，向著我人生的其他困難，行使自由意志，也承擔責任，無畏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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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決審委員評語節錄
 

《烈佬傳》以一個古惑仔的自述，將一群「黑暗的孩子」生存的空間，轉化為邊緣人物毒海生涯的時間和命運，乃將都市的（灣仔）地方誌轉換為小說，香港六十年滄桑變遷的許多歷史大事件毫不起眼地隱伏其中，小說遂也爲「飄搖之島」的「此處」描圖立傳了。「烈」是黃碧雲的生命哲學或歷史哲學。「以輕取難，以微容大，至烈而無烈」，烈佬們的「烈」，不在幫派江湖的暴力摧殘，也不在法律機器的規訓教化，而在他們以一己必壞之肉身，面對命運時的坦然夷然。黃碧雲捨棄自己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學風格，堅決刪略抒情和主觀形容詞，將情節簡化到只剩下日常對話和動作。這部小說的匠心獨運，是將粵語口語精心提煉爲平實、結實、表現力內斂的文學語言，從敘述層面賦予「不識字的口述者」以主體身分和尊嚴。《烈佬傳》是黃碧雲繼《烈女圖》之後更上層樓的又一傑構，是對世界華文小說的一大貢獻。

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教授
黃子平教授

嚴格遵守虛構的紀律，在自定的形式裏極盡想像，那就是自述者的角度來實現敍事人的認識——一個無自覺性的生命如何向茫然虛空中汲取存在的理由，而逐步被時間和社會馴服，走入規範，以此，展現文明對荒蠻的收伏，修剪去旁枝錯節，釐清混沌，宏大主流，那些細碎的個體的性質，亦湮滅其中，成為歷史的沉渣。黃碧雲只能在紙上留下印記，紀念它們曾經的生動，冷暖自知，在正史之外開闢另一章，這不就是小說家的妄念嗎？

第四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《天香》作者
王安憶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