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届「红楼梦奖」首奖作品

首奖作品评介 黄碧云《烈佬传》的题材是描绘香港最底层的、最边缘的一群人，包括吸毒的、黑道的、偷窃的、赌博的、半辈子在监狱蹲的那群人。由一九五零年代写到二十一世纪初。地点围绕在湾仔地区和各个监狱。主要人物「我」十一岁就离家出走，十三岁就加入帮派、还吸毒、赌博、贩毒、作扒手的少年。在那底层社会打滚一生。他是一个平凡人，但敢于接受命运。因为本性善良，常怀助人之心，到了六十岁终于戒毒成功，被朋友接受，融入社会正常的生活，并且担任社会工作的义工，帮助别人戒毒。他对命运的承受力，他的苦尽甘来，皆令人动容。黄碧云一反其以前作品中驰骋的想象语言和暴力美学，在此小说中呈现极其收敛、理性、简约的风格，以悲悯的心情呈现炼狱中的众生。   第五届「红楼梦奖」决审委会员主席 钟玲教授

作者简介 黄碧云，1961年生于香港。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犯罪学系犯罪学硕士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律专业文凭。曾任新闻记者，为合格执业律师。曾获得第三届、第六届及第十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、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奖、第六届香港书奖、《亚洲周刊》2012年度十大小说、黄碧云－《号外》「创想生活奖2012-文学」、第一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新秀等等，并且多次入选台湾文学小说选集。

﹙作者自画像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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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碧云于颁奖礼上发表之得奖感言全文

文学的权力与自由精灵的怀疑与否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黄碧云

谢谢红楼梦奖评审很宽容的给《烈佬传》这样卑微的一本小书，这个重要的奖项。
或者因为在香港成长受教育，而且在香港生活的缘故，我从来不觉得文学是甚么一回事，不过小时喜欢读，有能力时便写。
我们从来不会以为自己有甚么影响力或权力，书卖得很少，读者很少，金钱的回报很微薄，也没有甚么社会地位。每次被问及职业，我都感到羞愧而不敢作答。后来索性答，无业。在香港写作，从来不是一个职业。
写作是娱乐吗？如果每天早上六时起来写，做一下别的事，又继续写，偶然出去一下，急忙回家，好像有婴孩等吃，不能不回；这种娱乐，恐怕很多人都吃不消。
写作是使命？我们都羞于承担。但觉得有必要一写，可能就是使命。
更确切的说，写作是呼唤，而且无可逃避，跑到甚么国家，躲在甚么房间，不写了不写了，突然有一句，坐下，便写。
写一二千字，扔掉，三四千字，让我再想想。
读书，去图书馆找数据，访问。回来想想，再写，这一次，四五万字，扔掉。去探访，做一下义工吧，为他们做点读书小组，小说写也好，不写也好。我没想过一定要写。
静下来，又写。这一次，写成一本书，但不觉得对，没有那种「就是这样的了」的感觉。放下，去一下甚么国家，做一下甚么别的事，继续去探访。我要了解人，了解他们的现实。我不觉得对，因为我没很了解。
又再试。第二稿，比较好，不够好。
 
《烈佬传》写了出来，我就将它忘记。作品对作者而言，生命只在房间。离开了作者的房间，对作者来说，作品已经完成，与我无关。
作品属于读者。《烈佬传》写得这样浅白的小书，它可以属于任何识字的人。可能不算是文学作品，我觉得很好。
文学是开放的，没有门槛，任何人都可以进来。我第一次去到巴黎，我很年轻，最令我惊异的事情，是在地车睡觉的流浪汉，躺着看沙特的一本小说。或者记在心，我会想，如果流浪汉都会看我的小说，就好了。
因为我当初写作，我想是因为反叛。我无法改变世界，我起码可以创造一个世界，而我在其中，成为自由精灵。
这种写作，不是高高在上，万人景仰的。我希望我的读者是失意的人，失败的人，有缺陷的人，而书本，给这些人安慰和力量。正如我在前人的书本，得到安慰与力量。去认清自己的缺陷。
 
文学它有粗野的生命力。八十年代我回到中国，青年写诗都是用手写油印，自己钉装，在朋友之间传阅。我回到香港，有人寄这些地下诗给我，我捧在手中，舍不得阅读。粗野文学，令人快乐。
因此我不认为，文学应该是艰深的，虽然我也写过难读的作品，那是我没有约束自己的缘故；连以难读见称的哲学家康德，都说「每一部哲学著作都该通俗流行、为大众接受；如果哪本哲学著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它就有可能是在貌似高深的辞令迷雾之下，隐藏了一派胡言。」较后的叔本华同样认为「没有甚么事情比写出无人能懂的东西更加容易，而以人人都可以明白的方式，表达出重要、深奥的思想则是最困难不过的。令人费解的文字是与无知和缺乏理性紧密相关的。」当然，小说比哲学宽容，因此艰深难懂的小说，未必不是文学作品。
 
作品离开房间，就是已出之物，也就是公物。它的命运，与作者的关连很少。一本被扔去回收，很多本转来转去，或有卖来卖去都卖不出，成为杀人凶手，砸死人。
有很少数的作品，被有权力编写文学史的人阅读，并且正名：这就是文学作品。幸好在正名之先，作品已经被好些不明所以，只因为喜欢的人阅读。
正名有它的机制：学校、评论、成名作家的喜好、奖项。虽然我认为，文学最忠诚可靠的辨识者，是时间，也就是，世世代代的读者。不是很多文学作品可以经得起世代的阅读。留下来的，是我们文明的宝藏。每次我读到喜欢的古典作品，总会惊叹：能写的，都写了。陈情记述的，能写得比《史记》？言辞绮丽，岂及《楚辞》？内心独白，能写得像莎士比亚那么尽？
 
正名甚至不是进入时间竞赛的入场券。我相信一百年之后，今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，仍然有读者的，非常少。但我们已经不在，因此不重要。
人有能力认识我们生活经验以外的事情，让我们谦逊，也不得不谦逊。
作品的生命，离开作者之后，依靠的是读者，包括有评论与话语权的读者。我想作品和人一样，都在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，正名让作品死亡的过程减慢，如果作品本身有这样的生命力，有机会生存下来，我不敢说成为经典，我从来没想过会成为经典。
正名机制，超越个别作品，让文学更新甚至重生，十九世纪法国俄国的写实主义小说，到二十世纪，为比较抽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所替代，拉丁美洲小说于下半世纪冒起，算是打破欧洲为中心的局面。我们要阅读并非自己生活范围接触到的作品，只能依赖正名机制。
 
即是说，正名机制拥有塑造历史素材的权力。作品原来只是可以给流浪汉阅读，忽然得势。
 
权力与自由，互相排斥。并不是说，拥有权力的人就有自由，相反，权力愈大，尤其是政治权力，个人所受到的限制与反击也愈大。我们都读过马奎斯写独裁者的寂寞，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个前港督，他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，因为他说，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只好去行山。有权力的人，连讲一句真心相信的说话，都要思前想后。我从来不羡慕有权力的人的生活。
在香港，拥有经济权力的人，看来有较大的人身自由。怪不得很少人愿意从政。
文学权力，一旦拥有，会否伤害自由精灵？
一个重要的奖项，评论，读者喜好，原来会将作者，这自由自在，无人理会的写作人，变成作家，会影响他人，并且在社会有发言权的人。这一点我拒绝去承认，因此不大有意识。
但我会写。写作本身，到今时今日，仍然非常纯粹，不受任何权力或写作之外的考虑诱惑。精灵只在自由的空间才会呈现浮游。
精灵来到这自由的边界，会稍一停留，问，这是你吗？你会不会迷失？你要走得多远？你可以对抗整个世界吗？
只要我写，读者会累积，即使我不接受奖项，我仍然无法逃避我拥有的权力：作品为人阅读，我作为个人的言行，会影响他人，或好或坏。
无法逃避的事情，面对它。
 
奖项是荣耀，奖项将作品正名为文学，给予作者个人权力，成为作家，这荣耀也是责任。得到这个奖项，我听到一些对我个人的批评；对作品的批评，很正常，作品能引起讨论，我觉得是作品的光荣，但个人受到月旦，我觉得因为这个荣耀，令到他人对我的道德期望更高。
作者可以飘忽不定，作家却要言行一致。并且当人心混乱的时候，作时代的良知。
我大概已经到了负责任的年纪。并且因此而意识：有重量的自由。自由精灵，轻省飘浮，不停留，责任有根，将个人扎定于地。这亦体现了，自由的道德制约。
张力来自相反方向的努力：升高，着地；飘浮，确定。写作的时候，我仍然是那个自由精灵，但面对社会的时候，我必须是一个以良知行事的公民，谨言慎行。正如我较早前所说，奖项效应很快便过去，奖金我会用来做下一本书的资料搜集的旅费，也会用光，但我感谢这个奖项，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限制与责任，我战战兢兢，但也斗志高昂，向着我下一作品，向着我人生的其他困难，行使自由意志，也承担责任，无畏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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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决审委员评语节录
 

《烈佬传》以一个古惑仔的自述，将一群「黑暗的孩子」生存的空间，转化为边缘人物毒海生涯的时间和命运，乃将都市的（湾仔）地方志转换为小说，香港六十年沧桑变迁的许多历史大事件毫不起眼地隐伏其中，小说遂也为「飘摇之岛」的「此处」描图立传了。「烈」是黄碧云的生命哲学或历史哲学。「以轻取难，以微容大，至烈而无烈」，烈佬们的「烈」，不在帮派江湖的暴力摧残，也不在法律机器的规训教化，而在他们以一己必坏之肉身，面对命运时的坦然夷然。黄碧云舍弃自己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学风格，坚决删略抒情和主观形容词，将情节简化到只剩下日常对话和动作。这部小说的匠心独运，是将粤语口语精心提炼为平实、结实、表现力内敛的文学语言，从叙述层面赋予「不识字的口述者」以主体身分和尊严。《烈佬传》是黄碧云继《烈女图》之后更上层楼的又一杰构，是对世界华文小说的一大贡献。

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教授
黄子平教授

严格遵守虚构的纪律，在自定的形式里极尽想象，那就是自述者的角度来实现叙事人的认识——一个无自觉性的生命如何向茫然虚空中汲取存在的理由，而逐步被时间和社会驯服，走入规范，以此，展现文明对荒蛮的收伏，修剪去旁枝错节，厘清混沌，宏大主流，那些细碎的个体的性质，亦湮灭其中，成为历史的沉渣。黄碧云只能在纸上留下印记，纪念它们曾经的生动，冷暖自知，在正史之外开辟另一章，这不就是小说家的妄念吗？

第四届「红楼梦奖」首奖《天香》作者
王安忆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