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届「红楼梦奖」首奖作品

首奖作品评介 酷热的八月天，麦收季节，一夜之间，梦游症如瘟疫般蔓延于伏牛山脉的皋田小镇内外。原本平常日光中隐伏的欲望，在鬼影憧憧的人群中爆发为荒诞不经的复仇、抢掠和「李闯式起义」，——以及匪夷所思的自我救赎。以中原大地的「死亡仪式」（葬丧传统及其「变革」）为发端，小说展示了道德秩序和价值的大面积崩坏，一直扩展到「日头死掉，时间死掉」的末日奇观。永远的黑夜意味着梦游瘟疫的永无休止，意味着末日救赎的无望。小说藉由叙事结构的安排，对历史时间的扭曲和现实的变形，把小说提升到超越语言的层面。无言之隐，泣血之痛，连文本中的那位作家「阎伯」也只能希冀自己可在梦游中与之相逢。 阎连科以一个十四岁的乡镇少年作为视角和叙述者，发明了一种如泣如歌的具有音乐节奏的叙述语言，以繁密丰富的比喻重复地「叨叨」着，向失去了灵感的作家，向虚空，向高天诸神呼号，言说这不可言说的、似醒非醒似梦非梦的「世界黑夜」。阎连科坚韧而又充满爆发力的文本实验，再次给华文世界的文学读者，带来令人颤栗的阅读惊喜。 作为「命定感受黑暗的人」，凝视时代的黑暗的光束，阎连科蘸着时代的黑暗书写了一部堪称当代经典的华文杰作。  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 黄子平教授

作者简介 阎连科，1958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嵩县，1978年应征入伍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、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、《四书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日熄》等十余部；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日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十五部，散文、言论集十二部；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十七卷。是中国最有影响也最受争议的作家。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马来西亚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；2012年入围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。2014年获捷克卡夫卡文学奖。2015年《受活》获日本「推特」文学奖，2016年再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，同年《日熄》获香港红楼梦文学奖。其作品有日、韩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以色列、荷兰、挪威、瑞典、捷克、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译本，已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外文作品七十多本。2004年退出军界，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，为教授、作家和香港科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讲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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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连科于颁奖典礼上发表之得奖感言全文

因为卑微，所以写作——「红楼梦奖」授奖演讲辞
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同学们及尊敬的评委：

在这个庄重的场合、庄重的授奖活动中，请允许我首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不久之前，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学以教书的名誉，有了一段海边的天堂生活。五月的一天，夜里熟睡至早上五点多钟，正在美梦中沉浸安闲时，床头的手机响了。这一响，我愈是不接，它愈是响得连续而急凑。最后熬持不过，只好厌烦地起身，拿起手机一看，是我姐姐从内地——我的河南老家打来的。问有甚么事情？姐姐说，母亲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因为写作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受了严重处分后，你害怕蹲监，就跪在地上求人磕头，结果额门上磕得鲜血淋漓，差一点昏死过去。所以，母亲一定让姐姐天不亮就给我打个电话，问一个究竟明白。

最后，姐姐在电话上问我，你没事情吧？
我说没事，很好呀。
姐姐说，真的没事？
我说，真的没事，哪儿都好。
 
末了，姐姐挂了电话。而我，从这一刻起，想起了作家、文学和写作的卑微。——从此，「卑微」这两个字，就刀刻在了我脑络的深皱间，一天一天，分分秒秒，只要想到文学，它就浮现出来，不仅不肯消失，而且是愈发的鲜明和尖锐，一如钉在砖墙上的铁钉，红砖已经腐烂，锈钉却还鲜明的突出在那面砖墙上。直到七月中旬，我因访从美国回到北京，时差每天都如脑子里倒转的风轮，接着，又得到《日熄》获得「红楼梦奖」的消息，于是，就在不息的失眠中，不息地追问一个问题：曹雪芹为甚么要用毕生的精力，竭尽自己的灵魂之墨，来写这部旷世奇书《红楼梦》？真的是如他所说，是因为「一技无成，半生潦倒」，才要 「编诉一集，悦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吗？如果是，在他这种「悦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的写作态度中，就不仅丝毫没有文学的卑微，而且，还有着足够的信心，去相信文学的尊严和它的坚硬与崇高。
 
可是，今天的作家，除了我们任何人的天赋才情，都无法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外，谁还有对文学的力量、尊严怀着坚硬的信任？谁还敢、还能说自己的写作，是为了「悦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？当文学面对现实，作家面对权力和人性极度的复杂时，有几人能不感到文学与作家的虚无与卑微？作家与文学，在今天的中国，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，可还又觉得高了出来，绊了社会和别人前行的脚步。
 
今天，我们在这儿谈论某一种文学，谈论这种文学的可能，换一个场域，会被更多的人视为是蚁虫崇拜飞蛾所向望的光；是《动物庄园》里的牲灵们，对未来的忧伤和憧憬。而且，今天文学的理想、梦想、崇高及对人的认识——爱、自由、价值、情感、人性和灵魂的追求等，在现实中是和所有的金钱、利益、国家、主义、权力混为一谈、不能分开的。也不允许分开的。这样，就有一种作家与文学，在今天现实中的存在，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，如野草与城市的中央公园，荆棵与都市的肺部森林，卑微到荒野与远郊，人们也还觉得它占有了现实或大地的位置。当下，中国的文学——无论是真的能够走出去，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，还是雷声之下，大地干薄，仅仅只能是作为亚洲文学的一个部分，文学中的不少作家，都在这种部分和组成中，无力而卑微地写作，如同盛世中那些「打酱油的人」，走在盛大集会的边道上。于国家，它只是巨大花园中的几株野草；于艺术，也只是个人的一种生存与呼吸。确实而言，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，还需要不需要我们所谓的文学，不知道文学创造在现实中还有多少意义，如同一个人活着，总是必须面对某种有力而必然的死亡。存在、无意义，出版的失败和写作的惘然，加之庞大的市场与媒体的操弄及权令、权规的限制，这就构成了一个作家在现实中写作的巨大的卑微。然而，因为卑微，却还要写作；因为卑微，才还要写作；因为卑微，却只能写作。于是，又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忽略、忽视的循环悖论：作家因为卑微而写作，因为写作而卑微；愈写作，愈卑微；愈卑微，愈写作。这就如堂吉诃德面对西班牙大地上的风车样，似乎风车是为堂吉诃德而生，堂吉诃德是为风车而来。可是意义呢？这种风车与堂吉诃德共生共存的意义在哪儿？！

难道，真的是无意义就是意义吗？
 
记得十余年前在长篇小说《丁庄梦》和《风雅颂》的写作之初，面对现实与世界，我是经过自觉并自我而严格的一审再审，一查再查，可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作品的写作与出版，到底还有多少艺术的蕴含呢？

《四书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日熄》，这一系列的写作与出版，阅读与批评，争论与禁止，其实正构成了作家与现实如堂吉诃德与风车样无休止的对峙、妥协；再对峙、再妥协；再妥协，再对峙的写作关系。可到事情的尾末，不是风车战胜了堂吉诃德，而是堂吉诃德战胜不了自己的生命。战胜不了艺术与时间的残酷。是作家自己，怀疑自己文学中艺术量存在的多寡与强弱。事情正是如此，风，可以无休止地吹；风车，可以无尽止地转，而堂吉诃德，终于在时间中耗尽了生命的气力，交械给了风车和土地。生命在时间面前，就像落叶在秋风和寒冬之中；而艺术，在时间和大地面前，就像一个人面对坟墓的美丽。如此，在这儿，在世界各地，我总是面对某种文学的艺术，默默含笑，诚实而敦厚地说：现在，中国好得多了。真的好得多了。若为三十多年前，你为文学、为艺术，写了「不该写」的东西，可能会蹲监、杀头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而今天，我不是还很好的站在这儿吗？不是还可以领奖、游览和与你们一块说笑、吃饭并谈论文学与艺术吗？
 
请不要说我这是一种阿Q精神，甚至也不要说是堂吉诃德的收获。我清晰的明白，这是一种写作对一种卑微的认识，对卑微的认同。更重要的，是我和我的文学，对卑微的认领——自我而主动的认领！希望通过自我、自觉的认领，可以对卑微有些微的拯救，并希望通过被拯救的卑微，来拯救自己的写作；支撑自己的写作。在这儿，卑微不仅是一种存在和力量，还是一种作家与文学存在的本身。因为卑微而写作，为着卑微而写作；愈写作愈卑微，愈卑微愈写作。事情就是这样——文学为卑微而存在，卑微为文学的艺术而等待。而我，是卑微主动而自觉的认领者。卑微，今后将是我文学的一切，也是我生活的一切。关于我和我所有的文学，都将缘于卑微而生，缘于卑微而在。没有卑微，就没有我们（我）的文学。没有卑微，就没有那个叫阎连科的人。卑微在他，不仅是一种生命，还是一种文学的永恒；是他人生中生命、文学与艺术的一切。

在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那则着名的「神马」的故事里，神马本来是一架非常普通的木制马匹，可在那人造木马的耳后，有一颗小小的木钉，只要将那颗木钉轻轻按下，那木马就会飞向天空，飞到远方；飞到任何的地方。现在，我想我的卑微，就是那颗小小的木钉；我的文学，可能就是能够带我飞向天空和任何一个地方的木马。当我没有卑微的存在，当我的卑微也一并被人剥夺，那么，那个木马就真的死了，真的哪也不能去了。所以，我常常感谢卑微。感谢卑微的存在；感谢卑微使我不断地写作。并感谢因为写作，而更加养大的那个作家内心那巨大的卑微。这个卑微，在这儿超越了生活、写作、出版、阅读，尤其远远超过了我们说的现实与世界、权令和权规的限制及作家的生存，而成为一个人生命的本身；成为一个作家与写作的本身。它与生俱来，也必将与我终生同在。也因此，它使我从那飞翔的神马，想到了神马可至的另外一个遥远国度的宫殿。

有一天，皇帝带着一位诗人（作家）去参观那座迷宫般的宫殿。面对那结构复杂、巍峨壮观的宫殿，诗人沉吟片刻，吟出了一首短诗。在这首短极的诗里，包含了宫殿的全部结构、建筑、摆设和一切的花草树木。于是，皇帝大喝一声：「诗人，你抢走了我的宫殿！」又于是，刽子手手起刀落，结果了这个诗人的性命。就在这则《皇宫的寓言》里，诗人或作家的生命消失了。 可是，这是一则悲剧吗？不是。绝然不是！这是一出悲壮的颂歌。歌颂了诗人的才华、诗人的力量和诗人如同宫殿般壮美的天赋。而我们呢？不要说一首短诗，就是一首长诗，一部长篇，一部浩瀚的巨制，又怎能包含整个宫殿或现实世界中哪怕部分的瓦砾和花草呢？

我们的死，不死于一首诗包含了全部的宫殿，而死于一百首诗，都不包含宫殿的片瓦寸草。一百部长篇也难有多少现实的丰富、扭曲、复杂和前所未有的深刻与荒诞。这就是我们的卑微。是卑微的结果，是卑微的所获。所以，我们为卑微而活着，因为卑微而写作，也必将因为卑微而死亡。而今，「红楼梦奖」授于《日熄》这部小说，我想，也正缘于评委们看到了一个或一代、几代卑微的作家与写作的存在，看到了作家们卑微的挣扎和卑微因为卑微而可能的缩命般的死亡。因此，尊敬的评委们，也才要把「红楼梦奖」授于用卑微之笔写就的《日熄》，授于认领了卑微的我，要给卑微以安抚，给卑微以力量，以求卑微可以以生命的名誉，生存下来，使其既能立行于宫殿，又能自由含笑地走出宫殿的大门；让诗人既可在宫殿之内，也可在宫殿之外；可在边界之内，也可在边界之外；从而使他（她）的写作，尽可能地超越现实，超越国度，超越所有的界限，回归到人与文学的生命、人性和灵魂之根本，使诗人及他的卑微可以继续的活着并吟唱；使作家相信，卑微既是一种生存、生命和实在，可也还是一种理想、力量和艺术的永远；是艺术永久的未来。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伟大与永恒。使作家相信卑微的生命和力量，甘愿卑微，承受卑微，持久乃至永远地因为卑微而写作，为着卑微而写作。
 
2016年9月2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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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决审委员评语节录
 

《日熄》是一本象征意义深刻的小说。在本质上，它挖掘人性，也讽刺现实。小说的结构完整而严谨。描写一个村镇里有些人患了梦游症，他们把压抑在潜意识的欲望和暴力都以行动发泄出来，连没有患梦游症的人也乘机奸杀掳掠，后来乱子扩大到整个地区，出现了集体梦游症。梦游症一波一波地扩散，写得井然有序。在时间处理更是精准而有创意。故事的时间由第一天下午五时写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半，在时空方面加了魔幻的成分。早上六点是整个地区最混乱的时刻，时间从六点就不前行了，直到有人壮烈犠牲，霾雾才散开，人才清醒，时间才运行。 《日熄》不只写人性的黑暗面，也写光明面，小说的叙述者念念是个十四岁的孩子，有一点痴呆，他的小名念念影射《四十二章经》的「念念为善」。念念和他的父母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正义。家人试图阻止众人梦游。念念的父亲李天保曾为生活而伤害过人，怀着还债的心态，以非常怪诞的方式，把自己化为火球，创造了人为的日出，让时间恢复运行，人间恢复秩序。《日熄》在对人性深刻的描写上，在对心理层次的处理上，在善与恶的对峙上，写得惊心动魄，是一部富魔幻色彩的、意义深刻的小说。

第六届「红楼梦奖」决审主席
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院长
钟玲教授

阎连科的《日熄》让人想起了卡缪的《鼠疫》，小说以象征的手法，写了一个镇上人们一夜之间集体患了梦游症，他们在梦游里互相厮杀、抢劫，陷入犯罪的恐怖之中，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太阳遭到了遮蔽，陷入日蚀状态的黑暗之中，人们在昏睡不醒中丧失了理性，演绎出种种非理性的可怕行为。

但也有人（如李天保）在梦游中把内心深处的忏悔说了出来，并且一家一户地上门道歉，取得人们的谅解；更有甚者，当他意识到日熄的危险之后，毅然发动昏睡中的村民，以利作诱，指挥村民把大量的尸油推到山顶，用自焚点燃了油，燃起熊熊大火，取代日头，终以唤醒梦游中的村民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
这是一个集体的噩梦书写；这是一个人性的壮烈之歌。在对人性中自私贪婪等丑恶因素的批判的基础上，揭示出人是世界上自我拯救的第一要素。可以说，这是一本中国版的《鼠疫》，却比《鼠疫》更加悲壮、强烈，对人性也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。

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
陈思和教授